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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首轮“大考”:如何评价？怎么调整？

2020年9月20日，北京大学举行2020级新生开学典礼。(视觉中国/地图)

刘玉在网上流传的第二轮“双一流”高校调整建设名单中看到了自己学校的名字。

“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被‘调整’了。”刘玉是当地一所“双一流”大学的副校长。2020年11月26日，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苦笑。

2020年是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收官年”。临近年底，建设结果以及哪些大学和学科将进行动态调整，已经热议了一年，答案即将揭晓。

五年前，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的安排，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建设项目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即“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将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直至2017年。9月21日，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揭晓。此后，各省政府制定了本省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几年来，“双一流”建设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策效应。

与211、985项目最大的区别在于，一开始就明确调整了“双一流”建设，只是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调整规则。

一些“双一流”大学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也处于焦虑的观望状态，因为他们“不知道教学大纲”。评价体系如何构建？这大概是“双一流”大学校长最想问的问题。

国家“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估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石景寰透露，今年12月将在“双一流”高校再次收集数据，提交教育部的评估参考数据较为完整。

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课题组对“双一流”大学的办学水平进行监测分析。提交“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的第一轮“双一流”评价体系设计方案已获通过。

学校什么水平，校长心里有数

在此之前，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2020年“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双一流”高校基本完成了自评和专家评议两个阶段。

然而，许多高校的自评报告引起了社会的诸多质疑。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9月21日发布的官网新闻——“双一流”循环总结发布会。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几乎与此同时，“双一流”大学纷纷宣布“自我评估”。北大用“全面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短期目标”；中国人民大学表示，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学校写“双一流”自评报告，既要有成绩，也要有不足，但“这个时候没人敢把不足告诉外界”。“面对行政评价，学校说不够好，怎么能得到认可，争取资源？”东北某“双一流”大学校长表示自我评价的尴尬。

刘玉将这场短暂的风暴归因于“大学与社会、行政部门与大学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双一流”建设是一项行政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校必须向行政部门做好交代。

“最起码，必须明确这些年的专项扶持资金是怎么花的，这样行政部门才能看到结果，”刘玉ex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了各高校的年度财务报表，发现“双一流”建设给新入选高校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拨款。以天津中医药大学(非211高校)为例，该校2016年收到的财政拨款总额为3.6亿元，其中包括2019年的“双一流”财政拨款，总额上升至6.62亿元。

“扶弱济贫”的政策给一些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比如云南大学(原211，现一流大学B类)2016年财政拨款只有5.72亿，2019年却上升到16.56亿元。

相比之下，未能入选的大学略显惨淡。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2016年财政拨款4.73亿元，2018年4.88亿元，基本持平。

自我评估确实伴随着财政拨款的发放。虽然2015年就明确了“双一流”建设，但资金到2017年才落实到位。到2018年，刘玉提交了第一份总结2017年学校建设的年度报告。到2019年中期评审，时间紧迫，教育部决定不进行大规模的专家评审，以学校自评为主。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加强诊断功能，可邀请外部专家进行评论；还要求报告中要有一定篇幅描述遗留问题，以便下半年改进。

今年高校第一轮建设总结报告基本延续了中期评审的模式。

在史景寰看来，大学校长和专家都知道一个学校是什么水平，是否达到“双一流”建设的阶段标准。"对一所大学的评价最终取决于同行(评论)."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双一流”大学邀请同类型或“竞争对手”大学的校长参与专家评审阶段的原因。例如，东北大学邀请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韩杰才、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贾振源和太原理工大学校长黄庆学三位同类型大学的校长参加专家评审。东北11所“双一流”大学中，哈工大排在A类，是东北大学“赶超学习”的对象，也是理工科大学，排在B类.

“双一流”高校的多名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高校选择了他们认为权威的专家进行评估。这些专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熟悉‘双一流’建设规则的专家，最好直接邀请教育部‘双一流’专家委员会成员，”东北某“双一流”大学校长解释道，“其次是相应学科建设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以及不熟悉(我们)学校‘双一流’建设的评价和建设原则的专家。”

这些专家，在校长眼里，可能在“双一流”建设的最终评价中为自己的学校“发声”。

核心标准：五年前的建设方案

在过去的一年里，石景寰被几所“双一流”大学聘为专家评审组成员。

由于教育部对“双一流”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严格保密，石景寰表示，这一轮高校自评和专家评议的标准和体系主要是基于该校5年前提出的“双一流”建设方案。

当时的施工方案有两个重点。首先，要明确制定“双一流”建设周期要实现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有必要选择目标学校。

“五年后，阶段性建设目标是否实现，差距是否缩小，优势和特色是否比基准学校更明显。这两个因素是我们判断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参考

“五大建设任务”是：建设一流教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科研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大力推进成果转化。“五大改革任务”是：加强和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建立社会参与机制，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按照前面提到的大学规划总监的说法，“双一流”的建设和评估体系可以形成良性循环。根据国家文件要求，对高校给予相应的资源配置，使高校能够制定发展目标。同时要选择国内外同类机构进行追赶对比，对比竞争，反思自身建设的成绩和不足。

如何在不回避缺点的情况下充分展示成绩，是很多校长在2020年“大考”中会遇到的难题。刘玉说，他的团队修改了自我评估报告十几次。在展示成果的时候，我们往往希望覆盖一切，但最终可能会失去重心。另一方面，当地只有两三个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大学，显然无法与综合实力较强的“双一流”大学相比。

石景寰在访问天津中医药大学时，发现大学的“关怀”非常有限。“国家直接的‘双一流’财政专项资金不足1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也就是2亿多。”石景寰说。这离综合性大学还很远，但是一流的学科只有一个，中医。

与同行业的医学专家不同，石景寰在评价中没有对专业领域提出疑问，而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双一流”建设期间，你认为这笔资金最重要的是什么学校建设？或者说学校过去有哪些想做却没做的事？"

这启发了写报告的团队思考——。比如目前中医领域人才培养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天津中医药大学后来给出的答案是，考虑到中医人才培养的特殊性，除了传统的教师带徒方式外，还强调更多的现代科技支撑和多学科支撑。

“因为学科的特点，是其他类型院校无法比拟的，数据也不会太好看，但我们会看到这个学校有自己的特色和坚持。”根据石景寰的分析，如果看显性量化评价指标，这个学校肯定排在后面。学校规模、科研成果等一些量化指标，达不到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医这样的大学，还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口碑评价的。

2020年10月22日，辽宁沈阳东北大学。(IC照片/图片)

“分层”未被纳入评价体系

算上“双一流”大学的名单，像天津中医药大学这样的大学不在少数。“希望能被列入‘双一流’名单，不想和北大清华评价。”

“双一流”评价体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时，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制度”。但2017年推出“双一流”名单后，三部委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了“三个平等”、“同等重视、同等建设、同等评价”。

一名特别委员会成员指出，“分类”和“平等”是不同的概念。“双一流”建设的140所学校不是按同一原则确定的，支持优强的大学按办学质量优先考虑；还有许多学院和大学需要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校长经常谈论的理念之一就是“多元化”。在争取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善于以某一方面的特长取胜，或者以地缘优势为手段进行谈判。学术界和行政部门也大多接受“分级分类”的评价理念，但如何分类、归类却难以形成共识。

目前看来很难。石景寰表示，课题组曾向教育部提出过“分级”评估，但在最终方案中并未特别强调。

全国有2000多所高校，一般按职能分类，如综合类、教研类、研究类、教学类，也按行政隶属关系分类，如部属、省属院校，但一直没有明确的大学分层标准。

“教育部比较谨慎，可能不愿意用这个行政区划。每所大学都不想被贴上标签，尤其是那些来自官方机构的大学，”石景寰猜测道。“另一方面，学校的发展变化很快，现在给的定位很难说，十年后就不会了。高校的自我认同和官方分类不一定合适，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和磨合。”

但大学分层是发展趋势，上海率先尝试。《方案》，阐述了上海高校“二维”分类标准。上海共有68所高校，按照研究型比例、应用型硕士学位比例(预期)、博士学位集中度(一级学科)、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四个指标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根据主要学科(门类)的数量，分为综合性、多学科性和特色性。

聚焦“双一流”评价体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感。首轮建设的高校名单不是由高校自己申报，而是由专门委员会根据一些指标进行评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参考指标。

目前，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提出“消灭五只”，即“坚决克服只分只学只文凭只纸只帽的顽疾”。所以，专委会的部分成员分析，原来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奖项等可能还是可以作为评价的参考，但现在不好说了。目前第五轮学科评估不与“双一流”评选挂钩。

虽然没有明确的等级评价，但特别委员会成员透露，这一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对大学进行排名。

评价重点在于人才培养

石景寰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估课题组，所谓“动态监测”，就是在每年年底收集学校发展变化的数据。在“大考”年，9月和12月两次采集，然后整合。

但石景寰指出，从评价的角度来看，应该有一个基线调查数据。但目前实际收集到的只能由学校申报，包括司局提供的数据，时间链从2015年开始。

大纲可以概括为“1、6、3”原则。

“一”是指党的领导和执政体制改革以及执政能力建设。但是很难量化评分。因此，作为一项基本要求，要求高校报告自己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改革治理体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检查高校在这些方面是否有负面清单和重大失误。

“六”是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

在实际评价中，石景寰表示，一些有特长的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学科布局，都很难与综合性大学相提并论。然而，正如有效性评估程序中所述，没有总分也没有排名，因此学校没有总分出版社

专家委员会多名成员透露，在评估体系的六个考察环节中，人才培养占据首要地位，这也是过去大学评估中相对被忽视的一部分。“双一流”建设的五年，恰逢中央不断强调“以德育人，为国育才”的时期。

纵观目前国内对大学的评价，尤其是以排名为代表的评价方式，更注重科研成果。在实际的评估操作中，科研成果的量化数据收集和判断也比较成熟。目前有四年制本科教学科研评估，属于定性评估。

石景寰在参与人才培养评价标准的设计时，提出了定性评价和定量数据相结合的方法。

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它包括与德育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量化要求，如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师生比例应符合标准。教育部要求200人配备一名辅导员，350人配备一名思想政治教师。石景寰认为，量化指标起到了导向作用。

定性方面，评价体系要求学校提供最典型的案例。这部分，高校有描述案例的空间。

校长将“双一流”考试视为“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根本原因在于“双一流”的动态调节机制。

前面提到的专委会成员推测，高考第一轮不会出现“大招”(淘汰)，应该会有所增加。

很多校长也承认，“双一流”的实际建设要到2017年才开始，仅仅在几年内对学校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都是不现实的。他们也为“大考”后的调整做好了心理准备。首先，“双一流”扶持资金可能会因为纳入更多学校而被稀释。

过去的“985工程”证明了这一点。先是两所大学，然后“2 7”，最后扩大到39所。一开始是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后来是省部共建，再后来就是“只为名不为利”。然而，校长们仍然认为，“双一流”的建设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强大的溢出效应。

至于普通人，可能更关心哪些大学能进入“世界级”。

专委会在审议评估时，希望“双一流”大学能够“扎根中国，办好世界一流大学”。以科研成果评价为例，不仅英文出版物纳入评价，中文出版物也开始统计。

2020年10月，在许多“双一流”大学向公众披露自我评估报告后，特别委员会成员钟秉林曾表示，“双一流”建设的成功不是行政文件“宣布”的，也不是学校自己“宣布”的。关键是要坚持教育自信，集中力量进行内涵建设，使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优势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办学声誉得到广泛认可。

(应被申请人的要求，文中的刘玉是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何《南方周末》实习生